什么是“守宫砂”

有一种遍体通白的白蜥蜴叫做“守宫”，有点像壁虎。装在青瓦缸中养在浓阴之处，以蜂蜜掺上朱砂喂养百日之后会变的全身通红。养到三年以上的，甚至能长到七八斤重。将这种蜥蜴的血滴一滴在年轻姑娘的手臂上，留下的印记便叫做“守宫砂”。这种印记直到新婚的次日才能被抹去，即只要是处女就不会被抹掉。唐代的时候常用这种办法检验宫女的纯贞。
养大的守宫提出来用桑树皮裹住，放在阴瓦上烤干，碾碎后可入药。
“守宫”指间的红丸，称做脐红香，克五毒，解百毒，如果有一罐头的脐红香挂在屋内，整座宅子都不会有蚊虫蛇蚁侵扰。

请用文明说服我

编者按：龙应台和李敖都是台湾左派作家，但是龙应台更加激进。其观点鲜明，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典范。

李敖，作为民主的斗士，到了凤凰卫士还不敢乱说话。而龙则不会有太多畏忌。近日龙应台新出版了一本《请用文明说服我》，估计根本不会像《野火集》那样在内陆出版发行。

最近网络上到处提倡禁止恶搞，是标准的限制言论自由，是假道学。

刚刚写的就被删除了，只能再发个连接。以此为纪！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龍應台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 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 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 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 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 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 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 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 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 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 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 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 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 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 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 「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 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 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 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 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 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 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 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 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 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 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 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 「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 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 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 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 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 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 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转龙应台)

编者按：龙应台和李敖都是台湾左派作家，但是龙应台更加激进。其观点鲜明，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典范。

去年龙应台在《冰点》上发表了一篇报道，从侧面客观反应了台湾半数民众的意旨。今年《冰点》被停刊，我恐怕她的几篇文章可能也被封锁，所以提前先转过来。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 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 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 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 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 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 ”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 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 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 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 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 《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 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 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 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 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 ”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 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 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 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 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 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 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 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 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 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 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 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 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 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 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 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 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 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 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 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 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 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 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 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 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 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 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 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 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 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 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 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 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 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 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 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 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从莫奈到毕加索”的意犹未尽

为期三个月的印象派画展马上就要落下帷幕，回到北京后赶紧偷闲到中华世纪坛的展厅，赶上了个尾巴。

整个画展分5个部分，展出了上百件作品，除了油画之外还有一些雕塑，绝对都是大师级的，让人过足了瘾。

虽然作品都是出自大师之手，但是展品基本都是星星点点、蜻蜓点水式的，根本不可能达到主办方宣传的“使观众全面了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总体来说感觉是意犹未尽、美中不足。

为什么意犹未尽呢？
首先，能看到真迹就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存放在国家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很少有机会能够巡展。而且这次展出中也确实有很多珍品，比如莫奈的《红围巾》、莫里索的《读》、梵高的《圣雷米的白杨》等等。

其次，展出的很多作品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副之外，大多数都是大师早期、晚期或转折期不太为普通人所熟悉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因为没有代表作经典，所以平时很少被出版物介绍，很少能被看到。

但这些作品又都是完整的作品，不像上海的“从塞尚到波洛克”那次有许多草稿。

再次，在画布上看画的感觉要比在印刷品上看画的感觉强上一千倍。如果你不是站在大师作品的跟前，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大师为什么会是大师！

在展览中的每一个展品几乎都会让你吃惊到无以复加的状态。

　　走到展会的第一幅作品前我就被以擅长画舞者、擅长表现薄纱的“雷诺阿”的作品《罗曼·拉科》惊呆了。以前在书中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小女孩穿的上衣非常 轻薄，轻薄的使主人公的胳膊在画布中半隐半现。而现在站在作品前看则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除了隐约可见之外，原来连那纱状的袖子都在反射光线，这样是 纱的丝质感特别强烈。

　　还有罗丹的成名作“青铜时代”，如果你不站在作品前，你根本无法想象当时为什么评论家会有“那个雕塑肯定是真人的模具铸造出来”的质疑。雕塑美的无与 伦比，如果世间哪个男子能有这么标准的身材，不知道要迷倒多少痴情女子呢。而雕塑所反应出来的惺忪睡醒的样子，也非常的传神。

　　莫奈的那副《红围巾》，使你仿佛置身屋内，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走在雪地上的漂亮女人，雪在下，背后的松树很翠绿，而这时女人向着窗内扭头投来忧伤的一 望，头上围着刺眼的红围巾。跳跃的红色和女人忧伤的表情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正似作者当时的在画坛所遭受的境域和其对印象派的自信与痴迷一样的对 比。这点上，让我仿佛感到了梵高的强烈的、倔强的、明亮的、执着的－－向日葵！！

如果不是看到这副画，你很难凭空想象作者对色彩的敏感与痴迷的程度。如果不是今天我也很难信服那个笑话。即一次莫奈和朋友在雪地上走，朋友一脚踢开了挡在路上的狗屎，莫奈却说“干嘛要破坏掉那么完美的褐色呢”。

还有塞尚的《小溪》，随意的颜色堆叠竟能堆出一个葱郁的树林、感觉上很肥沃的土地，和从远处蜿蜒而来的清澈溪水。

　　雷东的《瓶花》，那是和梵高的装在瓶子里的《向日葵》完全不同的风格。同样是每多花都富有性格和灵性，但这里的花却好似仙境之花－－芬芳，鲜艳、奇丽而神秘。尤其是插的最高的两朵菊，仿佛在花蕊之间还闪耀着晶莹。

　　站的太近是看不懂毕加索的立体派的，最好是不远不近，不在同一个方向，多个角度去揣摩他的构造。当你一下子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这是已经被切开的甜瓜、那是褶皱的桌布……”于是，你发出由衷的微笑。

……

越是看到惊讶，你就越想看更经典的作品。比如俗到不能再俗的《向日葵》、《睡莲》、《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跳芭蕾的舞者》、《日出》等等等等。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作品恐怕不会这样被巡回展出。

不知道是因为接近尾声还是因为是非周末时间，感觉展览馆里人不是很多。当然，自私的讲谁也不希望人多，大家都喜欢静静的不被打扰的欣赏。

不知道这么昂贵的展出世纪坛是否会赔钱，因为赔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主办方的后续类似展出了，这对读者不是好事。

另外，展览馆的灯光设计不好，会反光，越高处越看不清楚。主题展相关的衍生产品也太少了。

解读艺伎是"伎"不是"妓"!

艺伎同“武士道”、“相扑”、“人体盛”一样，都是日本民族所特有的东西。然而关于“艺伎”世人却对这一行业有很多误解。不久前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 《艺伎回忆录》，多多少少的向世人揭开了些许神秘面纱。可惜的是它改变自同名的纪实小说，该小说的作者为了增加阅读性，竟自以为是的虚拟了很多场景和情 节。以至使《艺伎回忆录》中的艺伎原型看完之后愤怒的声称要亲自再写一本《一名艺伎的真实回忆录》，以正是听！

其实关于艺伎的误读主要是在翻译时的这个“伎”字，很多人都想当然的把它理解为妓”，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有趣的是，就在我写这文章时用微软的拼音输入法输入“yiji”时，竟然也是“艺妓”这个词出现在选择项中。可谓以讹传讹害人不浅。

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
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这是黄遵宪在描写日本风物中的一首名为《艺伎》的诗，可谓是艺伎的生活写照。

艺伎之由来

同众多文化一样，艺伎实际上也是吸收自中国，后经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艺伎吸收的是唐代时的“教 坊”和“歌姬”，最早出现于日本元禄年间（17世纪末）。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伎者都是女性，也有俊秀的男性装扮成的女性，主要表演“三味线”（三根弦 的乐器），而后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观看艺伎表演非常昂贵，不是普通人能享受的了的。即使是现在去京都看艺伎的表演一个小时也要大概500美元，一个晚上的费用大概是3000－4000美元。所以绝非你我囊中羞涩者所能承受。

艺伎的贵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因为艺伎的培养费用昂贵，之二是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的艺伎个个都高雅脱俗，之三是艺伎的日常开销极多。

艺伎之长成

艺伎生活的地方叫做艺伎馆，想成为艺伎就必须进入艺伎馆。自进入艺伎馆她的一切开销便由艺伎馆承担，基本也就和家庭脱离了联系。艺伎表演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茶屋，艺伎表演所得几乎都为艺伎馆所有。

艺伎都是从小就进入艺伎馆开始培养的，一般是10岁左右开始到“女红功”学艺，此时成为“雏伎 ”。雏伎除了学习之外还无偿作为艺伎馆和艺伎的女佣。学艺到12、3岁时成为实习艺伎可以到茶屋为客人表演，年满16的雏伎可以拿到半酬，被称为“半玉 ”。到18岁时要举行“换襟”仪式，之后才算正式艺伎。

艺伎之生活

除二战时期被逼无奈或生活所迫之外，艺伎的行规是“卖艺不卖身”。如有出卖色相的也是个人行为， 会受到姐妹的鄙视。艺伎不能结婚，如果和人结婚便需要“落籍”退出这个行业，同时要支付艺伎馆一大笔费用。有点像“从良”的形式。能落籍嫁给一个自己喜欢 的达官贵人是每个艺伎梦寐以求的，也是她们的最好出路。

过去，艺伎都会有模拟婚姻。当艺伎从实习成为正式的时候，艺伎馆会物色安排“水扬”（初夜）的仪 式，即给艺伎找一个“水扬相公”。因为艺伎虽然卖艺不卖身，可是毕竟要陪客人聊天说笑，逢场作戏的周旋是免不了的。能让男性客人尽兴又不至于被过分的占到 便宜，不经历人世是不可能的。

水扬相公一般都是很有钱的人，他需要向艺伎馆支付一大笔钱买下水扬的权利。然后还需要操办酒席，给艺伎添置华丽的和服，并且每月支付一定的生活费。

水杨相公和艺伎之间的关系只是模拟式的，圈外绝不知道，艺伎也不会公开她的相公。一旦认定相公便要忠于他，不能有任何出轨行为。不过走红的艺伎一般都会有几个相公。

一个艺伎从实习转为正式的时候一般都会找一个有经验的艺伎结拜为姐妹，结拜的仪式也很隆重。结拜之后彼此就当成一家人，互称“姐姐”、“妹妹”。

艺伎之艺

每个艺伎都会受到严格的训练，要学习“茶道”、“书法”、“乐器”、“舞蹈”和“礼节”等等。由 于经过多年的多种传统文化熏陶，艺伎被训练成高雅、神秘、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她们除了表演艺术之外还要和客人进行“模拟恋爱”，一种完全精神式的 超越肉体的恋爱，以此来满足异性间的渴望。但感情毕竟不是游戏，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与客人间来来回回中周旋着的，谁又知道哪份是真哪份是假呢？

艺伎与和服

艺伎因为是传统的行业，所以至今艺伎都只穿和服。和服也是由唐代服装演化而来的。和服一般都很 贵，也很讲究，一件漂亮的手工缝制的和服要到1.5万美元的样子。艺伎一般最少也有10件和服，在不同的季节她们会穿不同花纹的和服，比如水仙、樱花、紫 藤等。大户人家的和服在双肩、双袖、背部还有家徽的图案。

和服都是由整块的布一层一层的包在身上的。最里面是贴身衬裙，其次是贴身汗衫，再次是长衬衫，最后才是和服。然后系上腰带，再系上兜包。穿和服时只能赤足或穿布袜，出门穿草屐或木屐。

和服每层的布的搭法很讲究，都是由左向右搭，然后由绳子束起来。整身和服没有一粒扣子，全部由 10条绳子捆绑而成。有的还要再背后放小布包，前腹放底板等。最后腰部用一个宽大的腰带系紧。穿和服一个人绝对穿不上，需要他人帮忙。而现在帮助穿和服也 成了一门职业，需要考执照才可以。

和服的穿法讲究，式样也讲究，腰带就更讲究。一般人没有很多和服，但是却会有很多腰带。腰带的打 法最常见的是如同乐鼓一样的大鼓节。未婚女子打在背后，已婚的或娼妓的则打在胸前。艺伎属于未婚女子，也是打在身后的。还能看到一种蝴蝶结的打法，是专门 给年轻的没有结婚的人打的。

穿着和服走路很不方便，所以行走时需要用手提着衣襟。由于衣襟是从左往右掩，所以一般女性都是由右手提着衣襟。但是艺伎是左手提着的，代表“卖艺不卖身”。

艺伎之花

艺伎在明治维新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为倒幕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社会的发展。

君尾

君尾是明治维新时期有名的艺伎，她的传说和经历曾经多次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

井上馨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杰出人物，曾经积极推动倒幕，攘夷，后来又积极倡导实力治国。倒幕派在策划发动倒幕时经常会到艺伎馆的茶屋去商量事情，所以他们经常接触艺伎。井上馨和君尾就是在这段时期认识的，两人一件钟情。

在攘夷时，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人曾经一起去火烧英国公馆，又意思的是在烧完之后他们准备逃到英国去游学。临行前井上馨和君尾见了一面，因为这一面可能是永别。所以君尾便把铜镜赠与了井上馨，井上馨也把武士刀赠与了君尾。

这段时间有个幕府的叫岛田的看上了君尾，君尾由于受到幕的思想影响很不喜欢他。可是井上馨的同志却找到了君尾，希望她嫁给岛田，以刺探幕府的机密并作为内应。考虑再三君尾竟然答应了，后来帮助倒幕志士做了很多事情，最后还帮助他们刺杀了岛田。

井上馨到了英国之后，发现西方科技之强大，一味的盲目攘夷并不可取。所以便有了学习西方的思想， 这时日本国内的攘夷派正准备和西方开战。于是井上馨便急忙回国，想制止战争。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却没有得到认可，想法还遭到了暗杀。幸亏刺客将刀刺向井上馨 的胸口时，刺到了君尾送给他的铜镜上这才幸免于难。

之后君尾还救过很多积极人士，明治之后她盖了处豪宅，日后便安享晚年了。

几松

几松也时明治时期一个很有名的艺伎。

几松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先后去了京都，把她独自一人留在了小滨。她10岁的时候竟然只身搭过往的商船来到京都找到了父母。这样不平凡的经历注定她之后将经历更多传奇。

几松父母后来由于生计不得已将她送到了艺伎馆。后来她认识了长他10岁的木户孝允，这个人上面提 到的君尾也救过他。由于木户也是倒幕派的政治人物，所以他曾经多次造人暗害，经常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有时竟然为了潜伏下来还需要过着乞丐的生活。几松经 常在各个时期都对他保护帮助，帮助他逃往。一直到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在倒幕时期，木户便想为几松落籍，但却没有那么多钱。最后是他的好友伊藤博文把刀架在老鸨的脖子上才逼迫着落了籍。

明治政府成立后木户成为了参议，搬倒东京住。几松改名为松子，依旧住在京都，两人也正式结婚。但由于事务繁忙两人一直很难见面，直到木户后来生病才搬回京都。木户病故后松子剃发出家翠香院，一直隐居在木户的幕边，直到后来因病去世藏于木户幕旁。享年44岁。

上海书展，我去了

上海展览馆5－11号有书展，今天我去了，写几点感受。

1.买书还要门票？黑！

所谓书展根本就不是展览什么书的，因为展会上的书随处书店，甚至盗版的小摊都能买到。所以美起名曰“书展”并售票10大元钱的门票是在是太黑、太荒唐。本来是好事，给办坏了。

在北京不叫书展，直接叫书市，一般都是在地坛或者劳动文化宫举行，去了就是买书去了。

2.书展上并没有什么平时买不到的书

书展上的书任何一个书店都能买的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特色之处。

3.书展上的折扣太高

书展上的折扣大多在8.8折或者8折，根本看不到5折和2、3折的书。当然书也都完全是这两年的新版书。

4.书展上的书很多，但有特色的太少了

来了很多出版社、书局书店等，但是品种类别太雷同，几乎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小的民营出版社根本抢不到任何风头。

一本书，几乎各个摊位都能买的到。而想买的，想找的，如果书店没有，在这里你也别想找到。比如讲述列国历史的书籍等。

5.没有旧书，全是新书

书展中除了古籍出版社的贵的像文物一样的古本线装书之外（一套残本要上万，明明就是文物，不是给想读书的人准备的），压根看不到其他年代版的旧书。

有很多旧书都很有价值的，在旧书店时常能陶到宝贝。

6.易中天真的火了

我承认易中天的课、书写的确实好。凭借在中央10台将近两年的百家讲坛，确实把他给捧红了。书展里各个角落里到处都是各种装帧的三国、帝国、读城、方言等等，不管大人小孩都在买。也许我喜欢边缘的东西，对于这种快餐式流行不知道是好是坏。

7.书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像杂志

因为暑假的关系，学生很多。而展会里的书好似也偏年轻化的样子，书中的图越来越多，字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古籍也是这种倾向，也许是好事，可完全没有了读书的感觉。

8.什么人都能写书，签书

有几个签名的，根本没听说过，也没有兴趣到网上查。还真有捧场的，看着求签名人那迷茫的眼神，我想问，你真的对这个作者了解嘛？你真的喜欢他的文字嘛？

在电视上主持两天文艺节目也写东西，这样的东西有人看，但我不看！

9.港澳台的有展位，却没展览，连工作人员都没有

看布展图上有港澳台展位，很高兴。可是到了展区后却只看到易拉宝而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因为国情的缘故，我们几乎很难看到港台的出版物。其实港台有很多书都 不错，尤其是台湾。台湾的书相对比内地要贵很多，作者的版税也比较高，所以很多翻译作品要比国内的质量高。时报就出版了很多好书。要想加强互相了解，多引 进些图书是必须的。

10.参会的人中消遣的多，做学问的少

来买书的感觉99％都是来买闲书的，几乎很少看到学究样子的。唯独看到一位老者，戴着大眼睛，由女儿和外孙女搀扶着买书。买了很多国学方面的书，这老者要是我外公多好。每天让他讲讲，得省多少时间读书啊。

11.中国的书太牛B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的上

每次去书店看古人写的书都不油而然的会产生自豪感，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能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文化宝藏。世纪出版社展出了四库全 书，整个一面墙，高2米多，长近20米。子史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恐怕看一辈子也看不完，有这么牛的思想遗产，以后中国不强大，谁会强大？

关于“造化”这件事

造化
即看似生命中的偶然，实则历史的必然。偶然、必然互相转换生生不息，如此便是造化……

很多年以前参加某个魔鬼训练时，曾看了一部电影的片段，久久难以忘怀。

那部电影就是《Meet Joe Black》，Brad Pitt 和Claire Forlani主演的。影片的开头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一个普通上班日的早晨，忙碌的男男女女们行色匆匆的走在街头，有的在打车，有的停好车后直接进入office，有的则随便钻进一间咖啡馆囫囵的解决掉早餐问题。

男女主人公在一个咖啡馆相遇，陌生的青年一见钟情，彼此从眼神中交流着好感。但是碍于羞涩，谁也没有主动搭讪，只是微笑的互相点点头。

直到男女主人公吃完走出咖啡店门时，才简单的互相凝望着说了一声 “BYE BYE”，两人都是欲言又止的停顿几秒，终于又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开。

一边走男的一边回头，回头看时，女的在自顾前行。他凝望着她，颇有些张口的意思，可迟疑再三，还是没有，也许是因为仍然不熟悉，也许是因为一丝丝的害羞。

过了一会，女的走走停下，回过头来，男的在兀自前行。她注视着他，嘴已张开，但女性天生的羞怯终于使她选择了保守。

……如此两人互相反复多次……

就在最后一次她回望并转身走后，他却被突如其来的一辆车撞飞，只留砰的一声叹息……

整个影片的高潮定格在男的被车撞死的一刹那，本是段很好的姻缘，一眨眼的功夫竟生死两别。如果两人在咖啡店门口说上两句话互相留了电话，也许男主人公便不会被飞驰的车撞上；如果不是男的心里在想那个女孩，也许他就会留意到那疾驰的车……

但，这就是造化！

有个朋友，毕业后回到南方，我们俩一直说想聚聚，但是因为离的太远，竟一直没有机会碰面。最近她也来了上海，比我早到，但也没来多久，一直在南汇。可能是因为到一个城市的缘故，觉得随时都有机会，抑或到南汇还是不方便。所以也就搁着，没有提见面的事情。

昨天和两个朋友从南京路回来，走在浙江中路上，刚过汉口路口，便接到她一通电话。她说她坐在出租车上，从路口过的时候竟然见到了我。我惊诧于她的眼力，因为我刚刚剪了28年以来从来未曾有过的短发；同时也愤恨因为恰恰要打发一个乞丐而未能保持走路时爱东张西望的好习惯。

我问她看到我干吗不下来聊聊，她说她在赶汽车。她想离开上海，再也不回来了。她说她很高兴，临走的晚上还能见到我。可是我不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见到她，还因为她还欠我一顿饭。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过段时间我也想离开这里回到北京。那样我们的距离便越来越远了。

但，这就是造化！

有个好朋友，说他女友有次整理以前的照片，竟然发现有张照片中匆匆路过的行人竟然就是他，而那时他们根本不认识。

这就是造化！

看似生命中的偶然，其实却是必然……

“万劫不复”与“观音卖淫”

佛教自东晋传入我国以来，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对现在的语言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到如今，我们日常里还保留有许多从佛教典籍中演化而来的成语和习惯用语。

有很多词语因为平时用起来太习惯，已至于我们脱口而出时竟完全没有佛教的感觉。比如“暮鼓晨钟”、“天花乱坠”、“醍醐灌顶”、“生老病死”、“一刹那”、“方便”、“皆大欢喜”、“想入非非”、“对牛弹琴”、“味同嚼蜡”、“三生有幸”、“万劫不复”等等，等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历代都有很多语言大师做过总结，有兴趣的不妨找些这方面的书读读，可谓开卷有益。比如朱瑞玟先生的《佛教成语》等。

对于比较熟悉或者有兴趣的领域，我则不太喜欢读别人研究过的现成的成果，而是更喜欢读原作。所以有时便会翻翻佛经，讲些佛教故事给别人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厌世的情节，更不用担心我要出家之类的。

话说回来，因为平时里很多语言都用的很频繁，所以便不求甚解。我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并不知道“万劫不复”的准确解释！关键在这个“劫”字，并不是表示劫 难、困难，而是一个时间单位。在佛教中，一个世界从开始到灭亡的时间叫做一劫，相当于128亿年。释迦牟尼认为，在每一劫中都会有上千个佛出现。所以万劫 不复的准确解释应该是万世都不能恢复的意思。

李敖曾经说过，读书做事最应有“在可疑处不疑，在不疑处生疑”的态度。但很少人会有这种态度，所以大师不是凡人终究是大师。我也是凡人，我就没这种态度。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从来没有对这话抱任何怀疑，也从来没想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南无阿弥陀佛”是梵语。这句话是动宾结构，“南无”是动词，“皈依于”的意思。“阿弥陀佛”是四方诸佛中的西方佛组，掌管“极乐世界”。释迦牟尼说常常 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就可以被“阿弥陀佛”指引到极乐世界去过快活的日子，所以吃斋念佛的人就有事没事的念这句话。同理“南无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个道 理。

在佛教故事中，有两个菩萨是已经修行到了佛的程度但确没有成佛的。一个是地藏菩萨，一个是观音菩萨，这两个菩萨都非常的厉害。地藏菩萨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发宏誓要度尽每一个恶鬼之后才成佛。而观音菩萨则悲悯当下所有苍生，要救苦救难普渡所有云云众生。

观音菩萨是民间最喜欢的一个菩萨，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释迦牟尼佛。原因有很多，一个原因是她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一个原因是观音菩萨 同其他佛不一样，她不管过去未来只救济现实世界，所以观音被赋予了很多功能，送子啊、千手啊之类的。弥勒佛就是救济来世的，也叫未来佛；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观音比较有人情味，更符合东方的文化理念。

观音这么好，那么圣洁，跟卖淫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说吗。

其实并不是无稽之谈，有证据！

大家都知道“欢喜佛”的故事吧，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雍和宫看看那尊佛像，十分漂亮。“欢喜佛”属于双身佛，其中被那个狰狞恐怖的恶神抱着交媾的就是观音菩萨。

那个恶神名叫“毗（pí）那夜迦”，为了制服此神，观音不惜以此方法使其皈依。说白了就是用色，用性化解他的恶，换取他皈依从善。

这样的行径，不是卖淫是什么呢？看来佛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