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东地中海横亘着一个叫塞浦路斯的岛屿。美丽的岛国却有着残酷的政治现实，小岛被岛上两大种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
岛国的历史不是太复杂，这里本来是希腊人的天下，后来土耳其人迁入并成为凶残的统治者，其后英国短暂的控制了该岛，二战后岛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和解成立了 民族联合政府，但由于种族矛盾太深以及两族背后的希腊和土耳其的干预，在70年代这个国家分崩离析，形成了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至今生活在对方的枪口下 ——尽管双方已停火并谈判多年。
台湾会变成塞浦路斯吗？
十年前的答案也许是不会，因为在当时台湾政府刚刚承认了228是国家犯罪，对受害者予以赔偿，走出了族群和解的第一步，时间也帮助 抹平了不少伤口。但是到了十年后的今天，台湾塞浦路斯化的迹象却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因为证据越来越多了：不知还是否有人记得去年百万人民倒扁时那辆倒霉 的红色法拉利跑车，仅仅因为它是红色就被那些深绿民众砸个稀巴烂，也许大家看到的是不理智，是对民进党的死忠；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反腐肃渎是天下人都公认 的道德观，也许只有你的家人犯错了你才可能想办法包庇一下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深绿民众已经不把这些红衫军当一家人了，他们认为那些人已经是非他族类 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深绿民众宁愿违背举世公认的道德观来维护陈水扁。另一个更明显的证据就是民进党越来越像是绿党，而国民党越来越像是蓝党 了。
有人需要对此负责吗？有，而且是三个。
最大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民进党。当年民进党弱小时为了争取民主，为了生存把族群问题挑出来当然不错，而且还极大地提高 了台湾人的公民意识，迫使政府以现实地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但当自己成为执政党时民进党就不仅代表一部分族群的利益了，还代表着全台湾人的利益，你还拿族 群问题大肆炒作是什么意思？而且还用手上的政权来炒作，更不能容忍地是这种炒作是为了维护一党乃至一人的执政权，难道民进党变成绿党，固守在南台湾就是该 党的远景规划吗？
第二大罪魁祸首就是国民党，身上背负原罪不是你们这一辈人的错，但随着民进党在族群问题上起舞就完全不对。据说最近一位国民党高层很担忧 该党一位总统侯选人的省籍问题，是不是外省人就不是台湾人了？要照这个高层的看法，国民党变成蓝党，固守北台湾就是该党的远景规划了。
第三大罪魁祸首就是 新闻媒体，什么叫深蓝，什么叫深绿？大众看到这些东西会不会把自己划分一下是深蓝还是深绿？这不是强迫台湾民众建立自己新的民族认同感吗。新闻媒体不管出 于什么目的，只要你对蓝绿的概念宣传地越厉害，就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在心底默默想着自己是蓝还是绿。
终有一天，等族群被渲染到足够的强度时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在一刹那爆发，就如同当年的塞浦路斯一样，要是真到了那个地步我想南北台湾会分裂会打仗，而大陆 肯定也会出兵，到时绿党肯定是被从肉体上消灭，蓝党再也无力控制全台湾，而大陆会倒退几十年并接手一个泥潭，华人三方都是输家，而美国佬日本佬则成了赢 家。台湾的政客们，为了今天的选票把明天的火药桶放在火上烤，你们的良心何在？
请不要说这不可能。如果想说，请让台湾的政治领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杞人忧天。
台湾知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5日发表文章，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龙应台说，马英九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我当年也一样，如果马英九因此而被以贪污罪起诉，那麽我该怎麽办？以下是龙应台文章主要内容：
当二○○六年底马英九的特支费成为一个司法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原来首长特支费中不需收据的那一半，可能并非首长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务费，不能汇入个人薪资。马英九，可能因此被检察官起诉。罪名，可能是贪污。
我太惊讶了。从一九九九年秋天踏进台北市政府成为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长开始，我的特支费的一半，三万四千元，就是每个月直接汇入薪资帐户的。秘书作业 自动处理，没问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还有其他的可能作法。我倒是记得跟公务员同仁有一段对话。拿到第一张薪水单时，非常惊讶，发现原来「中华民国」 的直辖市政务官首长月薪才十万块上下，跟每天至少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数和巨大的政治压力还真不成比例。我笑说，「比我的稿费还低。」
同仁笑答，「还好特支费的一半可以补上一点点。」
议会，有一年，因为「龙局长」不「合作」，所以通过决议删除她的特支费一半，「以示惩罚」。
是否有例外，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个人身为政务官的经验里，显然公务的惯常作业把一半特支费当作政务官的薪资补贴；监督政府预算的议会，把一半特支费也 当作首长的酬劳，可以拿来作为「惩罚」官员的筹码。官员自己，譬如我，要在离开政务官的职位四年之後，透过马英九的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叫「贪 污」。
我自诩是一个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己欧洲家人的三个电话号码亲手交给秘书，清楚交代：凡是这三个号码的电话费，请从每月电话帐 单里一笔一笔挑出来，我自己付帐，不用公款。访问文化局的海外贵宾络绎不绝，往往不愿意接受一般制式纪念品而希望得到局长签名的书，累积下来数量非常庞大 而且昂贵，我用自己的薪水去购买，不用特支费，因为，「局长」龙应台不能图利「作家」龙应台。前者为公，後者为私。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麽我该怎麽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中华民国」政务官该怎麽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麽办？
找出法条翻到「自首的定义」：
指犯罪人於犯罪未发觉前，向有侦察权之机关（如检察署、警察局）或公务员（如检察官、警察等）自动陈述其犯罪事实，而接受裁判者。
「自首的方式」，可以去检察署按铃，但是「口头陈述或书面报告均可，书面报告不以表明自首字样为必要。」所以，这篇文章，就是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向全民的「自首」文件吧。
迷宫的出口在哪里？
然而，我一个人或者六千五百个人的「自首」可以启动技术层面的司法程序，但是它解决了什麽问题呢？
道德不能处理法律问题，法律又不能处理政治问题。当道德、法律、政治纠缠不清，真正的价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时候，急切的我们就很便宜地把责任放在司法身 上，以为司法可以提供终极的答案。可是我们明明知道，飞机时刻表可以标出台北到罗马的里程和时速，告诉我们一天到不到得了罗马，但它绝不可能为我们判断我 们该不该去罗马、罗马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法的执行者固然必须谨守他的位置，扞卫他那一个位置不可动摇的基础价值，但是社会作为整体却需要一个超出单一位置的高度。白老鼠走不出他的迷宫隧道， 因为他自始至终在迷宫隧道里打转，没有高度，就无法综观全局，看见出口。我们在司法的技术解读、蓝绿的选举盘算、统独的玩弄操作的一条一条隧道里一遍一遍 地打转，奋力追逐自己的尾巴，以为那就是目标。
马英九案对於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谁在乎马英九？
我一向不回答任何关於马英九的探询。利用跟一个公众人物共事而得到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来对外销售「权威消息」，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今天似乎已经走 到一个历史的岔口：如果马英九被起诉，如果马英九因为自己的「道德洁癖」而决定退出二○○八大选，这样一个人，作这样一个决定，在台湾民主的进程中，意味 着什麽？
我无意为马英九背书。善良的李远哲所经历过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令人深刻戒慎恐惧的教训。结论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在权力的测试之下，才在午 夜变成怪兽，第二天早上穿上西装去上班。如果有一天马英九被权力腐化也转化成一个权力怪兽──我现在、未来，都拒绝为他负任何责任。每一个人要为自己那一 张选票负责。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历史里面，对台湾的未来是不一样的。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 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今天的特定语境就是，在历经坎坷之後，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这样一个逻 辑：政治是一种诈术，毕竟需要手段，「不沾锅」、有「道德洁癖」，不与人利益均沾，不讲究「江湖义气」，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痒」，不善於利用公 家资源交换人情，就不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袖。
这个逻辑，应不应该被质疑？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作这个或作那个的能力与魄力，但是，我们共事时，曾经发生过这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天下为「公」
印象之一。在一次「总统」大选中，一向拒绝参与任何辅选活动的我，在半夜接到一通电话，是某一位候选人的竞选主要干将；打电话的目的，他说，很紧急了，是希望我为那位候选人写一篇文章。
我极为恼火地回答说，不写。而且，这麽晚打电话，是极不礼貌的骚扰。
第二天，见到马英九，我怒气冲冲把这件事告诉他，我也才明白，原来他一直有各方压力，认为作为他的属下的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的阵营辅选，他应该给龙局长压力，但是马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连试都不必试。」因为不断地被他挡住，所以才会有那个半夜的突兀电话。
印象之二。市长室官员交代下来，一份公文就从我的科员那儿一路盖章签上来，最後到了我桌上，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 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现场表演节目。
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批：
１.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２.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公文批好了，我把科员、科长一路到主秘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独立的，负责对象是市民，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文化 官员应有此基本认识，从最小处就不容许文化为政治服务，以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以後再有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後，同仁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小白兔」：「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个人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之後，我说，「明白你的细 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我其实并不知道马会怎麽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考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听完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在选战开打、满城疯狂的时候，我难免心惊肉跳，倍感压力：这是个不公平的竞争；马愿意尊重我对文化独立的坚持，换来的可能就是输掉选举。可是这个坚持，又是一个不能妥协的坚持。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度过和马共事的三年半。
突然少掉一个选择？
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观察欧洲战後的新民主时，曾经说，徒有民主的架构是不够的，因为填到架构里头去的，还是你自己的传统的文 化。如果传统文化长不出民主的新精神来，那个架构是没多大用的。台湾的民主饱受考验，人民备受煎熬。在选举的民主框框里，填进去的仍是买官鬻爵、利益输 通、公器私用、钻营逢迎的文化，在其中如鱼得水的仍是那种传统的擅於结帮拉派、相互哄抬的江湖人物。
问题来了：在这样的气氛、语境里，马英九这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特质，应该被怎麽看待呢？我们应该把结党营私、互通有无的江湖帮派作法看做政治的正统而 批评马英九的「清净自持」是一种不懂权术、眛于现实的政治幼稚病？还是把马英九的特质里对於「公」的固执看做一种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可以坚持，值得 追求？
所以马英九案，并不只是一个司法案件而已；「马英九现象」所逼问的是，我们的价值究竟是什麽？我们要的未来，究竟像什麽？我们对於民主政治的想像，究 竟是什麽？我们相不相信现代化的优质民主真正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在这一个高度定住了，清楚了，我们才能决定自己对马英九这样的政治人物，要 如何对待。他的可能的退出大选，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是得到，还是失去，还是无所谓？
马英九的进退，不仅只是「蓝营」的事，就譬如民进党的革新也不只是「绿营」的事；台湾的生存需要优秀的政治领袖，需要优秀的政党，马英九和民进党都是 整个社会太珍贵的资源。马英九有没有能力开创台湾民主，影响华人世界，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背书，不讨论，但是，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 而使台湾人民对於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点也不在乎马英九个人，但是少掉一个选择，对人民是一种权利的损失，路，又变得更窄。
深情、承担、责任
因此我对马英九的所谓「道德洁癖」，是不以为然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选，是不是把那个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难道马英九不该和我们任何一个公民一样，关心长程的台湾的民主未来，而不是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湾的前途比起来，个人形象算什麽？
台湾的民主，在大历史座标上今天走到了哪一个位置？未来对台湾，尤其在两岸关系里，隐藏了怎样严峻又可怕的挑战？这些严肃的问题逼在眼前，竞选二○○ 八，难道是为了个人仕途，而不是因为对於台湾筚路蓝缕的历史和它艰辛无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担，有责任？如果是出自对於台湾这块孕育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的深情、承担和责任，有什麽阻碍是必须畏惧的，有什麽失去是需要担忧的，有什麽忍辱负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历史，需要人来承担。人不同，历史往往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希望台湾多一点选择──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台湾人在迷宫里实在努力得太久，太累，太伤了。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宽阔的、从容的未来。
今天这一课：品格
⊙ 龙应台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 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导，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 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 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十七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银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三十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 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 的。
「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杯，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十七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 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 国家都卯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虑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虑，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 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 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
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一千两百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 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 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小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拚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还算不算数？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 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 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 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 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 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 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 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 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 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 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 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 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 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 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 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 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 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 「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 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 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 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 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 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 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 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 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 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 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 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 「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 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 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 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 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 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 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 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 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 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 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 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 ”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 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 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 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 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 《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 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 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 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 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 ”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 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 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 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 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 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 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 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 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 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 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 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 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 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 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 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 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 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 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 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 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 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 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 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 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 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 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 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 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 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 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 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 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 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 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 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 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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